阅读
在记忆的先后次序中,对文学的热爱大大优先于短暂的人类之爱。这是因为,如果说人们不一定能想起何时、何地遇见了“另一个人”,如果说人们不一定知道“他”那一天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影响,并且,如果说人们甚至常常会因为那天晚上没有立刻明白另一个人就是“他”而狂喜,相反,文学却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更加巨大、明确而具有决定意义的震撼。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哪里阅读,在哪里发现了此生中最重要的书籍;于是,我生命的外部境况和我的青春情怀紧紧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
我承认,在这个领域,我经历了最经典的考验:十三岁读《大地的粮食》,十四岁读《反抗的人》,十六岁读《灵光集》。我越过了青春的思想很久以来一直不停飞越的障碍;这是我之所以首先列举这些书籍的原因,它们不仅是对作者的发现,更是一种对自我的发现,当然,作为阅读者的我,然而更是作为存在物的我,在这些书里,借助于某个年龄段渴望阅读的某些书籍带给我们的那种钦佩和自恋夹杂在一起的疯狂状态,我寻找一种吸引我的寓意、一种启迪我的思想。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放弃自认为扮演的这个崇高而富有戏剧性的天才读者的角色,才发现文学和它真正的主角:作者。总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对于连·索莱尔的命运比对自己的命运更感兴趣。同样,在我的情感世界里,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从他人的眼睛里找到他真正的本性,而不是一个被美化了的自我的影像。
《大地的粮食》是这些显然是为我创作且几乎是由我创作的权威著作中的第一部,也正是这本书第一次令我发现自己的内心与渴望:我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纪德是一个人们现在不太愿意夸耀的作者和教父,也许,把《大地的粮食》列为自己身边必备之书有些可笑。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样的洋槐气味中我发现他最初的语句和他给纳塔内尔的最初命令。当时,我们住在多菲内。那年夏天的雨水很多,我陷入了深深的厌倦,一种孩子们在乡村小屋里淌水的玻璃窗后感到的忧郁。那是好几场阵雨之后第一个晴朗的日子,我走在那条两边栽满洋槐树的路上,胳膊下夹着我的书。那时,乡村里有无边无际的杨树(当然,后来我又回到那里,当然,杨树已经被砍掉,被一片片土地所取代,当然,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规则,我的心碎了)。然而,正是在杨树的阴影下,多亏了纪德,我发现生命在它的富足和困境中向我显现出来——我从出生起就应该想到这些。这一发现让我激动不已。成千上万幼小而密集的亮绿色杨树叶高高地在我头顶上颤动,每一片叶子对我而言仿佛都是即将到来的额外的幸福,一种多亏了文学而在此刻便明确预示的幸福。在到达树顶并最终拥有它最强烈的快乐时刻之前,我要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一片片地摘取这成百上千万的树叶。我不认为人会变得衰老,更不相信人会变得成熟,于是,那些既幼稚又浪漫的乐趣聚集在我身上:马匹、面容、汽车、荣誉、书籍、赞赏的目光、大海、船只、亲吻、夜晚的飞机,我知道什么,一个十三岁年轻女孩的既无拘无束又多愁善感的想象所能够一下子汇集起来的一切。后来,我又偶然重读了纪德的作品,尽管再次相信自己闻到了洋槐的气息并看见了杨树,可我只是几乎心不在焉地认为书写得很棒。雷电同样会在出击时搞错。
紧随纪德而来的是加缪和《反抗的人》。不久前,大约两三个月以前,我不再信仰上帝,对此,我保留着一种愚蠢而胆怯的自豪。我是在伦敦放弃对上帝的信仰的,人们偶尔把我带到那里,我又偶尔在那里参加了一次早晨的祝圣。我看见身边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病入膏肓的女孩正在啜泣,于是,我对允许此情形发生的万能的上帝产生了厌恶,并且,在一种强烈的愤怒情绪中,我郑重地把他从我生命中抛弃——而那时,我的人生一半是在学校里度过的。这种精神上的不仅令我午餐时毫无食欲,更在夜晚把阴郁的梦魇带到我居住的旅馆的房间里:我看见一个没有上帝的大地,一个没有正义、怜悯和宽恕的世界——我此刻必须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恐怖,尽管现实不断地向我证明这一点)。我无法挽回地抛弃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也失去了对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的解答,于是,两个月里,我像一个正在康复的病人一样忍受着这一切。同样,我欣慰地发现了《反抗的人》以及加缪坚定的声音,他也对这沉重的缺失进行了评论。上帝不在时,还有“人”在,这个温柔的梦想者对我说,“并且,人取代了上帝。”人就是对上帝漫不经心提出的所有问题的回答。
我想,那是在二月;事情发生在山里,依据那所寄宿学校里三个月以来不变的规矩,我被赶出了地理课的课堂。我拿着滑雪板准备去爬维拉尔德朗斯山——那时,山上根本没有索道、缆车,也没有意大利馅饼店(对当今时代的新的哀歌)。我穿着衬衣,坐在滑雪运动衫上,天气非常炎热,尽管一阵阵轻风在我身边吹起雪花,把它像灰尘一样从谷底吹向山脚下的冷杉。雪堆积在那里,而我知道,半个小时之后,我或许也将前倾着身体滑行到那里。不过,我感觉很好;滑雪让我腰酸腿疼,我慢慢地呼吸,感觉到头发和皮肤在阳光下变得十分干燥:我觉得自己是身体、滑雪板和生命的主人,是世界的主人,独自完美地站在湛蓝而明亮的天空下,并且对它的空洞毫不在乎,简直不可思议。人类以及他们的思想、矛盾、热情、心灵、神经、痛苦、欲望、衰弱、意志和激情,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更低、更远处等待着我,因为我只有十四岁,还必须要两年或三年时间才能投身并涉足这个世纪,两年无所事事的奇妙时光,要做的仅仅是装模作样地学习、阅读、理解、猜测并期待着一个神奇的未来。上帝还能为我做些什么呢?我不无嘲讽地想。
况且,他又能做哪些针对我的事呢?既然我在这里,有跳动的心脏、沸腾的热血和鲜活的躯体,并且,这滑溜的白色山坡在我脚下延伸,我只要推动一下脚踝就能征服它。即使我在途中摔倒,也会遇见一些来自热带地区的热心人,总之,一些朋友、一些人——加缪似乎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正直而具有保护力,相信人和人的本性,发现我们存在的意义,倘若我偶尔忘记了这一点的话,他们会随时提醒我。我应该承认,在那个确切的时刻,我所信赖的并非是整个人类,而是一个名叫加缪的擅长写作的人,书籍护封上印着的他的照片呈现出一张迷人的男性脸庞。如果加缪是秃头的话,上帝的不存在对我而言或许就更令人担忧了。不:此后,我又重读了《反抗的人》,发现那一次我对它的喜爱更加有道理了。因为,加缪的确写得很出色,而且,他似乎确实对人的本性充满信任。
“我的”第三本书既最疏远又最亲切。最疏远,因为在书中我没有发现任何满足我自我陶醉式的追寻的精神食粮,任何指引,任何勉励,甚至没有发现任何典范。它同时也是最亲切的,因为在书中我找到了由精神食粮、指引、勉励和典范转化而来的词语、用法以及它们的绝对权力。直到那时,和所有法国小学生一样,我阅读的兰波的作品仅限于《山谷的沉睡者》和《醉舟》的开头几个诗节。然而,那天上午,由于深夜长时间阅读而几乎或根本没有睡觉——于是,这便过早成为了我长期的不眠之夜的开始——,我在父母亲为度假而在昂达伊租下的房屋里起床时仍然感到疲惫不堪。我去了海滩,八点钟的海滩空旷寂静,在巴斯克的云层下呈现出灰蒙蒙的一片,低沉而浓密的云仿佛轰炸机部队一般笼罩在海上。我应该是坐在“我们的”帐篷下,游泳衣外面穿了一件粗毛线衫,那天上午的天气丝毫不像在七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带着兰波的诗集;我可能对自己有这样一个念头:“黎明去海滩阅读诗歌的年轻女孩”,一个符合我的想象的念头。没有人不知道想象对于某个十五岁少年——他在当时和今天都可能是如此不幸又如此得意、如此连续不断地遭受侮辱又如此骄傲——的步伐和态度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力,我对此深信不疑。总之,我趴在毛巾上,脑袋钻在帐篷里,双腿蜷曲在冰冷的沙滩上,就这样,我偶然打开这本名叫《灵光集》的白色封面、纸张结实的书。我立刻被它深深震撼。
我拥抱了这夏日的黎明。
宫殿前依然没有动静。池水安静得没有波澜。阴影依然笼罩在树林边的大道上。我前行,唤醒了那温热而充满生机的气息,宝石睁眼凝望,翅膀悄然张开。
啊!突然间,上帝不再存在,男人是人类的一部分,或是某个人有一天会爱上我,这一切对我而言已经无关紧要!词语从书页中呈现出来,伴随着轻风不停地敲打着我的思绪;它们落在我眼前,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从壮丽到狂热:
道路上空,月桂树林旁,我用她聚集的轻纱把她轻轻围裹,我隐约感觉到她那无比丰满的躯体。黎明和孩子一起倒在树林脚下。
醒来时,已是正午。
有人写下这样的诗句,有人满怀才情和幸福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这是大地之美,是九验法,是对我从第一本没有插图的书开始就一直怀疑的东西的最终证明,即一切都是文学。文学是万物本身,即使某个迷失在各种事务或其他艺术形式中的盲人还不知道,至少,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文学就是一切:最好的、最坏的、命中注定的,并且,一旦了解了这一点,便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要做,只有和它以及词语——它的奴隶、我们的主人——互相搏斗。必须和它一起奔跑,向它攀登,无论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甚至在读了我刚刚读过的那些我永远也无法写出,但却通过它本身的美迫使我向同一方向奔走的文字之后,也必须如此。
况且,等级有什么要紧!就像当房屋着火时,为了灭火,就需要身手最敏捷、行动最迅速的人,就像在火灾中运送水时,并非所有人都能派上用场;就像我应该在诗人兰波的促使下从一出发起就加快步伐……自从读了《灵光集》之后,文学总是让我感到某个地方,甚至到处都有火灾发生,而我必须扑灭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哪怕在面对那些活着或死去的最有心计、最平庸、最玩世不恭、最粗俗、最愚蠢、最狡诈的作家时,我也从来不会有完全的轻蔑。我知道,他们某一天已经听到了这警钟声,而且,渐渐地,尽管并不心甘情愿,他们仍绝望地向火焰奔去,在火焰周围蹒跚着被焚烧,而严重程度丝毫不比投身其中的人轻。总之,那天上午,我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剩余的人生中,我对它的爱将超越一切。
在这三次可以被大言不惭地称为对道德、精神和美学的发现之后,还有对作家的发现……我抛弃了与自我和青春的狂热对话,投身于美妙、拥挤而孤独的文学创作世界。西部的夏天总是热得可怕;在我祖母家的旧房子里,敞开着天窗、倒塌在滚烫的石板瓦下的屋梁让阁楼成了一个真正的火炉,任何人都不会登上去。“书橱”这件对所有法国有产者家庭而言必不可少的家具被长时间弃置在那里。,其中最荒淫的一本,我想应该是克洛德·法雷尔的《有教养的人》,这个泛黄的、配有黑色铜版画的著名版本只会让我这一代人和我的前辈们感动。除了这本书之外,不仅有德利、皮埃尔·洛蒂、拉封丹的著作,勒马斯克的几套丛书,竟然还有三部托尔斯泰的著作、一部蒙田的著作,以及普鲁斯特所创作的十四部书中唯一幸存的一部:《失踪的阿尔贝蒂娜》。我不想对这间阁楼里的珍宝进行长篇大论:它具有所有童年的——至少是所有那些幸运地拥有阁楼记忆的童年——所有阁楼里的气息、灰尘和魅力。我清楚地记得曾在那里大滴流汗却连睫毛都不动一下,曾坐在铺着磨损的丝绒的旧安乐椅里,曾偶尔被一个在午睡时刻冒险在环城大道上闲逛的荒唐散步者所惊吓。
此后,我认识了很多无法阅读普鲁斯特作品的人,因为他们“读不下去”,因为放在他们手中的斯万和著名的《斯万的爱情》令他们感到困惑和厌烦。而且,我相信,如果从奥黛特的感情经历和叙述者的童年开始的话,我将遇到多得多的困难阻碍我深入这些没有止境的领域。然而,《失踪的阿尔贝蒂娜》却令我一下子就进入剧中,我从普鲁斯特所有作品中唯一的高潮、唯一的事件、唯一的事故开始,只有这一次,普鲁斯特设置了意外,而这意外以一封电报的形式呈现出来:“我可怜的朋友,我们的小阿尔贝蒂娜不在了,请原谅我告诉您这件可怕的事,您是那么喜爱她。在一次散步时,她被马摔倒在地,撞在了树上……”我从这句话开始便猛然跌进了忧郁和绝望中,绝望随后又延伸为疯狂,并被叙述者无情地一再重复、评论和斥责。正是通过这一途径,我让很多因为斯万而气馁的朋友喜欢上了普鲁斯特,他们和我一样,也被《失踪的阿尔贝蒂娜》压得喘不过气来。然而,在这本我不断重复阅读的书中——当然,我同时也阅读其他书籍——我还发现了其他东西,我发现真理无处不在,没有界限、没有顶点,人类的真理随处可见,它既是唯一无法到达,也是唯一令人期待的。我发现,任何作品的题材从它依赖于人类的那一刻起都是没有界限的;有一天,倘若我愿意——并能够——描写某一种情感的产生和消亡,我可以为此耗费一生,从中提取数百万页的文字而永远无法达到尽头、无法触及顶点,永远不能对自己说:“我在这里,我到达目的地了。”我发现,人们永远达不到顶峰,我也永远只能到达半山腰,只能完成我想做的事情的千分之一;我发现,人类——他取代或没有取代上帝,令人信赖或毫无价值,他只是一片灰尘,他的意识包含一切——是唯一令我追逐、让我感兴趣却又永远无法企及的对象,不过,我相信,有时,在写作才能所带来的那些重大的幸福时刻,我或许能够轻轻触及到他。在阅读普鲁斯特的作品,在发现这种对写作的狂热、这种无法控制却又总是被抑制的激情时,我还发现,写作并非一句空话,也并不容易,与当时已经动摇不定的观念相反,真正的作家并不比真正的画家或真正的音乐家更多。我发现,写作的天赋是命运馈赠给极少数人的礼物,所有想把写作作为职业或消遣的可怜傻瓜只能是不幸的亵渎圣物者。写作要求一种确切、珍贵而稀有的才能——现在,这个真理已经变得不合适且几乎不合时宜了;总之,在对它的假神甫或窃取者温和的蔑视下,文学独自复仇:它让那些胆敢触及它,哪怕只是稍稍染指的人变成无力而痛苦的残废,不给予他们任何东西,除非,时而残酷地让他们得到令其终身不安的短暂成功。
因此,在普鲁斯特的作品里,我同样了解到自己的激情中所包含的困难和等级意义。不过,通过普鲁斯特,我明白了一切。
然而,当我想到与这些书的首次谋面,想到它们的面貌时,有一件事我今天必须承认:即使现在我无法解释、无法理解自己生命的历程,即使我一无所知,即使在这完全可以用“动荡”一词来形容的一生中我什么也没有学会,我至少还有这四本书,就像跳板和指南针,不过,我只欣赏其中的一半。正是它们,在数年中一直成为我的精神依靠,也正是它们,承载着我最持久、最完整的记忆。在那些时刻,嗅觉、听觉、视觉,甚至触觉,都与我的智慧同样重要;而心灵的记忆只不过留给我一种纯粹的朦胧,或者,相反地,只满足了唯一的意义。对拥有物投射的注视目光、初恋的光芒以及第一次决裂时的雨和咖啡的气味虽然被发挥到极至,却损害了其余的内容。初吻时天空是否正在下雨?情人和我诀别时是否低垂着双眼?对此,我一无所知,我生活得过于自我。我必须让某个人代替我生活,而我则阅读他的人生经历,这样,我才能对自己的生命最终具有完美的感知。